2009年9月11日下午1：00，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第三十四期“九九沙龙”暨第六期“读书·生活·行走”沙龙在美术学院艺术回廊举行。杨庆峰、刘友古、鲍建竹、刘小涛、刘静芳、尹岩、彭学农、张燕芬、朱承、徐琴、张亚月、彭立群等老师，以及社科学院研究生陈密、张明杰等同学参加了讨论。本次沙龙由刘小涛老师主持。

     杨庆峰老师介绍了“九九沙龙”的历史和宗旨。沙龙自2005学年开始举行，至今已举行了34期。沙龙的目的是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让大家都“运动”起来，发挥出各自的潜能。沙龙的特点是形式上追求自由，具体表现是：第一，沙龙主题多样化。老师和同学只要有意愿都可以讲，既可以谈生活，也可以是读书心得，也可以是专题讨论某个学术问题；第二是沙龙形式多样化，既可以一个人主讲，也可以四、五个人采取工作坊（workshop）的形式；第三是沙龙组织形式多样化。既有新人自己组织系列，又有哲学系出面组织的校内外专家的专题报告。总之，沙龙，追求学术自由与平等交流的精神，宗旨就是希望每个人都积极参与进来，共同促进哲学系和学院的发展。

     彭学农老师说，在艺术回廊举行沙龙已经是第二次了，原来以为我们的沙龙是非主流活动，但王天恩院长从美国带回的消息是，美国知名高校中各学院的沙龙每星期都有一次，有的甚至每天一次。这增强了我们继续把沙龙做下去的信心。

    主持人刘小涛老师表示，自己喜欢在轻松的环境下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以前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都组织过类似的活动。以前通过网站对九九沙龙有些了解，感觉这个群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沙龙分为两个主题进行，一是就暑假见闻作一番介绍、交流和分享，二是就学术问题发表各自的观点。

     彭立群老师说，自己在暑假中去过福建、上海、山东等地方，明确感受到全球化大潮对祖国大江南北的影响和冲击。在读书方面，因资料不在身边，只好“饥不择书”，非常驳杂地阅读了《玄奘西游记》、《悲惨世界》、《道书一贯》等书，但还是从中受到教益，如玄奘“舍身求法”的精神、雨果心胸中饱蕴的人道和悲悯精神、中国古人对世界以及身心的细致入微的体察都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徐琴老师说，她暑假去了四川成都和云南玉溪，还去了腾冲以及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城市—和顺，在那里参观了艾思奇的故居。徐老师回忆道，自己小时候生活条件比现在差多了，但小伙伴们健康且快乐。反观现在，白领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糟糕现象时有报道，今年大学生军训时中暑、生病现象甚为严重，等等。为此，她提出问题：我们发展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发展？GDP与幸福如何和谐？

      彭学农老师介绍了自己暑假中湖南考察的情况。他发现去韶山的游客特别多，很多人对毛泽东时代非常怀念，对社会突出问题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他还从细节方面关注到全球金融危机对韶山服务行业的影响。他还参观了“新民学会”旧址，认为新民学会与后来的人民公社以及文革都很强的内在联系。

   张亚月老师联系自己的体验，认为建国初期国人的道德水平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无怪人们对那个时代有一种依恋情绪。

尹岩老师暑假中阅读了读了《朗读者》、《呐喊》等书，对一些问题有些思考。认为里面有很多哲学的智慧。生活应是什么样的？她说不会有所有人都满意的生活，生活中有向往，随之就会衍生出厌恶。好的生活应该是对每个个体都有机会，每个个体都发挥出自己的潜力。

     杨庆峰老师说，暑假中除了看书做研究，自己也要照看孩子，看着儿子成长，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奇妙。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会发觉他长大了。

     在学术讨论方面，老师们和同学们发言都很积极，甚至还不时有热烈的辩论场面出现，张亚月老师、朱承老师、刘友古老师、张燕芬老师、刘小涛老师从自己的专业出发，不时迸现妙语和思想的火花，更为讨论增色不少。老师们涉及了如下问题：如何看待经济决定论、如何看待进化、精英和大众的关系、何为幸福等。

     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的线性关系。在西方，随着经济基础（狭义上的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以政治国家为主）的渐渐分开，二者才有了比较明显的矛盾关系。很多东方国家其实还是一体化的社会，市民社会还没有从国家那里独立出来，所谓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现象也不时出现。对此，有老师认为，从马克思的原著出发，认为马克思确实提到过不同时期的市 民社会对上层建筑有影响，至于经济决定论那就有些极端了，也不一定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还有观点认为，工具的进步当然是重要的，但人的自我认识能力、学习能力、自我组织能力以及交往能力的进化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有老师认为，先进和落后的标准是什么，提人类社会的进化是否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同时他还认为，有时人会提出未来的美好理想，于是给人造成存在进化的印象。但这只是假设，只是给人以希望的假设，它是永远不能兑现的，如 “明天吃饭不要钱”的笑话。还有老师认为，到底有没有进化，人类社会可以有演变和发展，为什么一定要用“进化”这个词？也有老师认为，不能因为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以及现代性的质疑就对进步和落后的标准持有虚无的态度。相对于人类在地球上生理上的进化（大脑容量的增大、四肢更为灵活等），人类在文化上的发展更值得重视。尤其是公元1500年以后，在地球上逐渐蔓延开了人道理想和体现人道理想的社会制度。这相对于很多强调等级秩序的古代社会来说，不能不说人类有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当然这种趋势并非十全十美。为提起人们的重视，不妨用人类文化“在地球上进化”这样的概念和用语。不过评价“进化与否”的标准只能在人的自由自觉性能否得到发展和发挥上。

     老师们还就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展开讨论。韦伯曾提出，东方国家的宗教精英对大众的宗教信仰没有太直接的影响，宗教精英的宗教诉求比较超越，比较强调人的自觉，而大众则生活于有着功利诉求的民间信仰中。而西方的宗教精英通过教会使得功利性的崇拜的空间非常小，可以说精英主导了西方宗教的发展。有老师认为，在中国，尤其是宋元以后，大众化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如元曲、明清小说、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大众化文化指向等。片面强调精英文化固然不对，但大众化是否天然就具有合理性呢？对此，有老师认为，儒家提倡“圣人”和“君子”的道德理想，确实有精英文化的意味。但在王学后学那里，逐渐从“得君行道”走向了“觉民行道”。而且圣人和大众也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量上（斤两上）的差别。

      关于研究生同学提出的幸福感问题，有老师引用西塞罗的观点，认为幸福即肉体无痛苦，精神无纷扰。也有老师认为，幸福即过着心安理得的生活。

     老师们还就如何发挥哲学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

                                                                          （彭立群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