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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出处：《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现代科学的表述危机与合理性重建周丽昀[1]（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444）
内容摘要：科学的发展使得科学自身陷入悖论之中，并受到来自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两方面的挑战，这也引发了20世纪末的科学表述危机和理性危机。科学因此被从多重视角加以理解和审视。现代科学正经历着从表象科学观到实践科学观的范式转换。作为表象科学观主要历史舞台的科学实在论与强社会建构论在对话中寻求发展。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科学观是更本真地理解科学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关键词：科学； 表象； 实践； 科学实在论； 社会建构论 The representation crisis and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science ZHOU Li-yu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had made science itself get into dilemma and had suffered the challenge from both scientific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resulted in the crisis of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 and rationality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Therefore science had been interpreted and investigated from many perspectives. Modern science had been going through the paradigm transition from the attitude of taking science as representationalism to the attitude of taking science as practice. Scientific realism and strong social constructivism, which had been the important stage of the attitude of taking science as representationalism, sought for development in dialogue. The attitude of taking science as practice in the existential meaning is a better choice of understanding science more substantially. Key words: science; representationalism; practice; scientific realism; social constructivism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两方面取得了迅速而广泛的进步，这种影响也渗透到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然而，人们却无法单纯并且一劳永逸地享受这科技的盛宴，而是不情愿地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一方面，科学在现代文化中几乎取得了惟我独尊的霸权地位，科学似乎就是真理的化身，科学能为全世界的人谋福利；但是另一方面，科学霸权造成的权力话语，也使得人们付出了巨大的认识论代价和政治代价。因此，某种意义上，"科学是自己的成功的牺牲品"，它使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看上去降低了曾经外在于我们的知识范围的不可计算的危险，但是却使得我们对这类风险的焦虑更加明显——这些风险内在于我们受知识引导的行动中。"[1]尽管科学不断消除过去的错误，并同时扩大着知识的范围，增强了知识的精确性，但是另一方面，它依然不断对先前明显的确定性进行弃绝。毫无疑问，人们对科学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情，而所有这些积累的问题又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所有这些，使得人们不断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科学，表述科学。 1、现代科学的表述危机 法兰克福学派最先将现代科学和技术理性推上社会批判的祭坛，兹后，对科学的深刻怀疑情绪不断蔓延并呈扩张之势，这种怀疑首先是针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然后是科学知识本身。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由于科学技术在当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使得由技术和理性结合而成的工具理性成为惟一的逻辑、理性，它作为具有因果规律性、普遍有效性与客观现实性的知识，流行于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并与特定历史主体、社会生活、文化观念、旨趣等整合在一起发挥效力，聚合成一种全面统治人的总体力量。基于这种认识，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得出结论："真正的知识和理性要求统治感觉——如果不从中解放出来的话。"[2]法国学者莫兰也指出，"阿多尔诺和哈贝马斯的思想不断提醒我们：量化的和可在技术上应用的知识的巨大堆积，如果缺乏反思的解救的力量，那将只是毒物而已。"[3] 然而这仅仅只是对科技的质疑的开始。哈耶克也提醒我们要理解唯科学主义并且与之进行斗争。他这里的"唯科学主义"指的"不是客观探索的一般精神，而是指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4]他认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思想观念与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受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可是在与阻碍科学进步的概念和观念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科学走过了头，以至于造成一种相反的危险处境，"即唯科学主义的支配地位阻碍着在理解社会方面的进步"，因此我们需要找出"造成这种态度并在其恰当的领域内为其提供正当性的那些因素"，否则"它所引起的结果只能是混乱。"[5]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科学，并对科学理性的滥用进行批判性研究。 在六七十年代遍及西方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反叛运动中，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激进主义者更进一步地对各种理论提出了普遍质疑。在激进主义者看来，整个西方传统文化和各种传统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总观点和研究方法，都是令人怀疑的，因而都值得给予彻底的批判。其中，他们对科学知识的批判尤为用心，因为理性与科学毕竟是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基础，因此，后现代理论最彻底的文化批判大多对"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产生浓厚兴趣，并走向科学批判的道路。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是整个后现代转向的立论基础。"知识领域‘后现代转向’的核心就是从一种‘主体－客体’二元论、客观性和真理的语言转向一种主张知识和权力的内在联系以及搅乱科学、修辞学和叙事之间分界线的视角。"[6]显而易见，知识的后现代转向与二战之后西方社会的全方位的变化密切相关。 除了理论领域的怀疑主义倾向，科学自身的逻辑限度也受到来自科学实践的挑战。一方面，从科学史上看，科学总有某些错误的东西。"我们都知道，科学假说从来不能被看作可以一次了结地被证实或被推翻。它们永远必须通过观察和推理尝试性地加以证实，因为新的证据不断地显示，常见的科学思维方法总有前人看不到的局限。"[7]另一方面，20世纪的科学发展，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一系列理论表明，科学知识并不能够被证明为真。"现代科学改变了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自然不再被认为是我们的感觉所认为的那样。"[8]一些肉眼不可见的实体和机制，例如电磁波、电子、质子、中子和DNA分子等，被认为构成这个世界并引起可观察现象，这对传统的"镜式反映"的科学表述形成挑战。以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等人为主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对传统的认识论和科学观进行了集中清算，质疑那种坚持逻辑和证据是科学有效性和科学家理论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把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公开引入科学哲学。 当代科学怀疑论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要拒斥传统认识论赋予科学的特权。在他们看来，科学知识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叙事或神话，并不优越于其它非科学的神话和迷信；不存在传统认识论认为的"一元"的科学，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一个世界、一种真理和一种科学；科学的生产过程充满了社会因素，选择中的决定是基于权力驱动的意识形态和主体间性，等等。正是这种激进的认识论和科学观，某种程度上引发了20世纪末的科学表述危机和理性危机。"理性观念的现代危机，从实质上说是对理性内部的非理性因素的探查和揭示。"[9]由此，人们开始质询：那种普适的惟一的科学存在吗？科学到底是什么样的？科学是否具有特殊的认识论地位？科学知识的性质是什么？社会性因素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到底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中起了多大作用？科学究竟是不是最可靠的知识？我们如何达到科学知识？等等。甚至连所谓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是什么、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等曾经有过"明确"答案的哲学和社会学问题，现在也成了公共论争的来源。20世纪末发生在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所谓"科学大战"再次表明，不仅如何表述科学而且谁有资格表述科学都成了当代文化的疑难问题。"谁有权利批评科学？……是同一领域的其他科学家？任何科学家？公众及其代表？社会科学家、文学评论家还是其他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人？此外，科学的学术分析家必须掌握科学吗？公众呢？为了发表评论，公众中的成员必须了解科学吗？"[10]所有这些，都是科学大战中隐藏的疑问，也是科学研究在当代境遇中遇到的难题。多尔比（Dolby）曾一言以弊之地指出："关于科学的大问题是那些试图评价科学已经达到以及可能会达到什么状态的问题。"[11]科学从传统的形象，即基于事实基础之上的对外部实在的可靠知识，逐渐转向一种相互竞争的生活形式中的多面形象，这些都涉及到科学的更为广泛的与境，也引起诸如历史的、社会的、哲学的、科学的以及心理学的等等多重视角的科学研究。 2、现代科学观的范式转换——从表象科学观到实践科学观 科学认识的发展是对往昔的基本问题的唤醒与更新。因此，对传统的科学知识观进行反思和批判，重新审视科学的地位与形象就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相继做出了回应，就连科学家内部也出现了专门的研究队伍来进行科学知识的相关研究。"在过去50年间，科学哲学领域经历了一个稳定的扩张，就是科学的研究方面越来越成为哲学的兴趣所在。关于理论的逻辑结构、证实以及意义问题被关于概念形成、科学发现的本质以及形而上学和直观推断的作用等问题所补充。"[12]特别是后库恩时期、后殖民时期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指出了传统认识论和概念框架的局限，并运用新的方法，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富有启发的新观点。这些新老进路之间分歧良多、论争激烈。不过透过这些复杂的帷幕，我们仿佛可以欣喜地发现一条主线，那就是——"作为实践的科学"的态度逐渐深入人心，开始与"作为表象的科学"相与争锋：科学是一种介入性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对世界的表象；同时，科学实践不可避免地同其他社会文化实践联结在一起，构成一幅开放、动态的图景；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并不是对科学的客观性的消解，而正是科学的"强客观性"得以形成的条件和背景；科学正是在全球性与地方性的知识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不断在开放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 面对科学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元科学的革命显得尤为迫切。"现在，科学家、科学使用者和科学观察者都比以往更需要‘科学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科学究竟能干什么’的一个清晰画面。"[13]实际上，简明地刻画由新的科学研究引起的挑战并不容易。"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按照相反的概念群表述它们——例如，实在论/理性主义/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建构论/主观主义。"[14]其中，传统的科学研究强调前一组概念群，而新科学研究则强调后者。因此，从范式转换的角度，我们可以将科学观的发展大体划分为几个阶段：一个是以科学实在论为代表的传统科学观；接下来是由SSK真正肇始，以社会建构论为主流的部分科学观，这两者总体都属于表象科学观的范畴；最后是超越实在论和建构论，具有存在论意蕴的实践科学观。 2.1 表象科学观的主要历史舞台 在哲学中，表象（Representationalism）指的是头脑只有通过概念或思想才能理解客观事物的理论。对此，海德格尔曾有深刻论述："表象就是从自身而来向已被确证之物的首先要确证的领域的一种挺进。存在者不再是在场者，而是在表象活动中才被对立地摆置的东西，亦即是对象。表象乃是挺进着、控制着的对象化。"[15]这种理论坚持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并将一切的一切对象化，因此，主客体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是表象。自笛卡尔以来，知识论者就一直试图在主体与客体二分的框架下说明自然科学的成功。但是，在主客二分的框架中，主体向外"观察"外部世界，而客体处于不受干预的本体状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鸿沟也很难逾越。这构成了我们所谓的"表象主义科学观"，它是脱离知识的实际生产过程而预设的一种知识观念，它对科学的说明和辩护是失败的。因为归根结底，作为表述工具的词与被认识的物，或者理论与世界是根本不同的东西，不存在任何相似性，更不用说符合了。 与之相对应，我们不难发现，科学实在论和强社会建构论正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表象科学观得以施展的主要历史舞台。 2.1.1 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 "实在论是传统哲学的根。真理理论、合理性理论、客观性理论都是从这个根上生长出来的。所以，实在论几乎负载着全部哲学的重担。"[16]因此，"实在"问题是科学家和科学研究者绕不开的一个理论情结，也因此成为我们解读科学观的关键。 由于不同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对实在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自然也就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实在论。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是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热点问题。"关于科学实在论的争论有一个历史。……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哲学争论定位于语义学术语——理论论述都是有意义的吗？或者理论术语有指称吗？在后面的几十年中，争论转向了认识问题：理论可以揭示关于不可观察的实在的真理吗？或者，我们该不该相信当今的理论是真的，或者似真的？如今，这些问题再次互相联结，转换了的哲学观点变成老观点对新材料和新境遇的适应。"[17] 科学实在论所关心的不外乎三个问题：1、在本体论上，是否有一个独立于人的意识的世界？特别是理论术语所指称的理论实体是否存在？2、在认识论上，科学理论能否正确反映认识的客体？特别是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3、在语义学上，关于科学的目的是什么？科学是否是追求真理的事业？关于不可观察的理论术语能指称什么？科学实在论者承认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成熟科学的理论术语能指称实体。科学实在论基本主张假设实体的存在，无论用于指称这种实体的理论术语是什么，但与传统的实在论不同的是，科学实在论所主张的假设实体并不一定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它们也可能存在于理论体系或话语氛围之中。科学实在论承认科学进步，相信成熟的科学理论是真理，它能正确地描绘世界，真理只是一个程度问题，理论的发展可以越来越趋向、逼近真理。我们对实在的认识正在逐渐趋向对实在的真的描述。 反科学实在论与科学实在论针锋相对。概括各种反科学实在论，主要有强调范式作用的库恩思想、费伊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劳丹的工具主义、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观点等。从许多反实在论者的观点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反科学实在论"反的不是世界本身究竟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而是科学所揭示的世界是否真实存在、理论能否正确反映实在的问题。反科学实在论反对的是仅仅强调科学的理性特征、纯客观性，而并非否定所有的实在论或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只有准确、全面地把握"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的本质区别，才有可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和评判当代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之间的论争。 在此争论中，科学哲学家们关注的中心问题始终是知识、实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中，"科学实在论不可能完好无损地走出争论，也不会不从对手的辩论中学习。"[18]因此，在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的争论中，两者一方面捍卫自己的观点，为其自身的合法性辩护，另一方面又不断从对方那里吸取养料，不断充实和调整自己的形态与方式。20世纪科学哲学的历史演进及"三大转向"的过程，使科学实在论突出了与境原则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并在与建构论的对话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崭露出新的姿容。以此为基础的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发展，"正不断地走向‘体系开放’、‘本体弱化’和‘意义建构’这三个最基本的趋向性上。"[19]尽管科学实在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时代缺陷，但是在后现代与境中，它没有导向狭隘的解构主义，也从未放弃对真正的科学理性的追求，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2.1.2 社会建构论 尼尔森曾指出："建构论和理性主义被看作在解释方式上互相竞争的假说。"[20]库克拉认为，"通过‘建构论’，尼尔森指的是他称为形而上学建构论和认识的相对主义的的观点的结合。通过‘理性主义’，他指的是实在论和认识的绝对主义。"[21]可见，建构论与理性主义的竞争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建构论和实在论的竞争。 与之相关，社会建构论是与科学实在论相互竞争的科学解释方式。与实在论认为事实独立于人的活动不同，建构论更多地看到事实对人类活动的依赖性。"大多数（并非全部）建构论的最近的有影响的形式指出，社会活动，诸如协商，是关于世界的事实的决定因素。"[22]那么，社会建构论究竟指涉什么呢？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如果科学信念是由社会引起的，那么它就是建构的。"[23]"然而，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些更富冒险的学说。按照拉图尔、伍尔加、诺尔-塞蒂纳、科林斯和皮克林等等的观点，不但科学信念是社会建构的，科学事实也是。"[24]这个观点被称为建构论的强论点。当科学哲学家谈论建构论的时候，他们脑子里通常是这个强论点。 社会建构论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当今科学观的主流。而这股建构论潮流最早以科学知识社会学名目出现。以往的有关科学的社会性研究，都只是认识到社会因素对科学的作用，但科学知识本身却被当作禁区和黑箱不予讨论。社会建构论的"强纲领"则突破这一禁区，主张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学分析，并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成因，提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后来，马尔凯等人更是提出，自然界在知识的产生中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因此，SSK曾经一度在"实在"这个问题上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反对自然界的作用，反对自然实在，而走向另一种"社会实在"。这种将与境和内容二分的方法，同样陷入了表象主义的窠臼。 后来，SSK的一些学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调整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比如，SSK强纲领的创立者布鲁尔就曾在2000年为他70年代的著作《知识与社会意象》写的中文版前言中，声明自己不是反科学反实在的："作为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同样自然而然地坚持唯物主义或者‘实在论’的各种一般的规定。……实在并不是某种社会构想，只有关于实在的知识才是从社会角度被人们创造出来的。"[25]其他一些SSK学者也纷纷表明自己"并非反实在"的立场。比如，拉里在为诺尔-塞蒂纳的《制造知识》一书写的序言中也提到"科学仅仅作为一种实在论的事业、一种尝试时才有意义，它使用现有的方法按其本来的样子真实地描述物质实在。"[26]拉图尔和伍尔加则说："我们不希望说事实不存在，也不是说没有实在这样的东西。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我们的立场不是相对主义的。我们的观点，是‘在那里’（out-there-ness）不是科学工作的原因，而是结果。"[27]这些学者的观点表明，他们不但不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某种反实在论，甚至他们从事的SSK研究本身就是一项实在论事业。社会建构论并不必然排斥实在，也并不反对理性和科学。 在社会建构论的理论倾向是实在论还是反实在论这一问题上至今还存在争议，只有对社会建构论自身的发展和分化有个全面的考察才能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不管怎样，社会建构论突破了科学观的传统概念框架的缺陷，为后来向实践科学观的过渡搭建了一个平台。因为只有意识到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生产中的作用，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科学的本质和形象。 2.2 作为实践的科学 社会建构论的出现不但使人们关注知识的社会成因，同时还提出了对科学进行社会研究的经验纲领。20世纪70年代后期，许多与SSK的主题有所重叠但又有所突破的进路不断涌现。拉图尔和伍尔加1979年出版的《实验室生活》和塞蒂纳1981年出版的《制造知识》这两本民族志著作标志着实验室研究的兴起。实验室研究揭示了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的微观构造，以及事实生产的局域性、情境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它把关注点引向了科学实践本身。哈金的《表象与介入》考察了实验对自然的介入，对表象主义提出质疑。80年代中期，拉图尔与同事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突破SSK对科学的社会解释，考察社会本身在科学活动中的构造，形成了"巴黎学派"……在皮克林看来，这种种进路和早期的SSK存在重要的差别，反映了科学研究的新动向。如果说，早期的SSK仍然局限于"作为知识的科学"(science-as-knowledge)，那么这些进路则关注"作为实践的科学"（science-as-practice）。"这是一个转向科学实践，即科学家的实际活动之研究的运动，以及与之相关，转向对科学文化——实践运作于其中和其上的资源场域——之研究的运动。"[28] 在这个运动中值得一提的是，罗斯基于上述科学观的进展提出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纲领。该纲领把科学作为对其他文化保持开放的文化来研究，并且把科学观本身视为对科学文化的参与。他用"科学的文化研究"指"对实践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科学知识藉此得以在特殊的文化与境中被表达和坚持，并且被转化和扩展成新的与境。"[29]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主张知识是处于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之中的，并且被政治地使用，但并不因此拒绝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他想告诉我们的是，"科学合理性的问题与其说是理论问题，毋宁说是一个实践问题。"[30]这种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与评价试图避免关于理性与实在论的争论，为科学观开启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此外，桑德拉·哈丁也进行了大量的后殖民时期的科学技术研究，包括女性主义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了科学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得出这样一种结论："知识体系总是‘地方性的’，呼应并承载着利益和关切的印迹；这种利益和关切，有可能可以、也有可能无法为其他文化中的人们所分享。幸运的是，这其中足够多的部分通常是能够共享的，并且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和有用信息的交流。"[31] 齐曼在《真科学》中也写到："科学是‘建构’和‘发现’的真实融合。如同其余的生活一样，它将意图和偶然性结合起来。这些往往在逻辑上是可区分的，但是它们的联合在世俗实践的层面上是如此接近和亲密，以至于不能用哲学的法令来解散它们。"[32]他认为无论是建构论还是反建构论，任何一方都没有令人信服的案例，以使自己在争论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科学的力量在于宽容意见的差异。他们的意义仅在于"对这种伙伴关系是如何运作以及是如何更富有成果作出积极的分析。"[33] 1996年因"索卡尔事件"而起的科学大战，更是引起了全球范围内关于科学和人文的全面对话。索卡尔之所以写那篇诈文，就是想与当时处于相对主义思潮下的文化研究和"科学元勘"展开较量，力图保卫科学的特殊地位。这篇诈文一出现，就立即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由科学家、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有学者指出，"在探究‘科学大战’的时候，我们必须探求一些有关的最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什么是‘实在’的终极本质？有没有单纯的科学实在？人类怎样才能尽力最好地理解我们的世界的不同方面？科学是什么？它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34]等等。 ……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穷尽有价值的科学观的全部。总之，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些后库恩时期、后科学技术哲学时期的研究都渐渐殊途同归——那就是回到实践，在开放的视野和复杂的范式中，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让科学自身的本质得以显现。科学观作为对科学的反思，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科学观作为对科学的基本看法和认识，更主要的特征却是其前瞻性和指导性，因为它可以用来指导科学的研究活动，同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这正是我们研究科学观的根本意义所在。因此，"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边界不能围以栅栏或受到管辖。"[35]从生活世界出发，复归于生活世界，这是当今哲学的主流，也是我们理解科学问题的落脚点。 3、实践科学观的存在论意义及其特征 我们本文所谈到的实践科学观，除却认识论意义以外，更多地还带有存在论的色彩。这儿讲的实践，更多地是奠定在维特根斯坦以及马克思的实践观之上的。之所以强调实践科学观的存在论意义，是因为只有实践范畴才具备最突出的总体性特点。因为它包容了人的存在的一切可能的维度，诸如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等等一系列矛盾和分裂，因而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拆解性特征，使得实践可以超出经验的、实证的视野，具有反思性和超越性。作为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以其生成性和敞开性标志着自身的特质。只有从实践这种"对象性活动"中领会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才能得以解蔽，实践活动的这种存在论基础使得"人作为自然的存在"以及"自然界作为人的存在"的实在性得以彰显。正是实践所提供的广阔视角、深刻内涵以及整体向度，使得回归实践不仅成为许多科学研究者的明智选择，更成为当今哲学的一种普遍趋向。 实践的这些特质，决定了实践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运动、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体系，其生命力恰恰体现在这种运动和包容之中。在实践的科学观看来，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方式，是在一个由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构成的动态网络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并处于生成和流变之中的开放的体系。科学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向未来敞开。对科学的认识一直"在途中"，在科学自身的发展中。其中，各种观点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些科学理论与科学研究理论之间可以平等争论，友好相处，它们与许许多多的社会因素一起，作为"合力"，共同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所有这些有建设性的观点和框架都将会成为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资源，以便达到对科学的更为深刻的理解。在这种有张力的批判和建设中，科学与其他文化相比，依然不失其独特性和可靠性。这种科学观亦坚持一种"实在"，就是万事万物变化中的不变性，它依然保持相对特殊的品格，具有不断进步的可能。 实践科学观是对表象科学观的一种超越，也是一个有着广阔视角和深刻内涵的研究领域，具有与境性、主体间性、历史性和反思性等特征。其中，科学的与境性反映了科学的当地性、情境性和偶然性，以及科学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而产生的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科学活动的主体间性作为对客观性的一种解读，一方面依赖于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依赖于所有这些观察者，而具有某种超然物外的性质。科学活动的历史性首先体现为科学活动的变动性，体现在科学理论、科学事实、科学实验及其彼此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科学的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交织中；其次还体现为科学活动的生成性，科学不是一种固定的文化活动，通过改变社会，它也改变着自己的本质。科学活动的反思性主要表现在，我们在进行科学实践，生产科学产品的同时，也在反思这些行为的合理性，并进而实现自我调整、自我校正以及自我完善和发展。对科学认识的认识必然包含着反思的方面。这种反思主要表现在对"元科学"的讨论。这种反思性的科学需要我们坚持一种开放的理性，科学的反思意味着"自知其无知"，有能力包容不同的建议和批评；其次，开放的理性还意味着，为了解决问题而提出的建议亦须合乎理性。 以往的科学观只是就科学而论科学，而实际上，我们进行任何研究最终无非是以人的解放作为最高目标。循着表象主义科学观——实践科学观的线索，可以发现，这同时伴随着主客二分——主体的缺失——返回主体——人的解放的过程。因此有理由认为，人的解放与科学的健康自由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科学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走的是同样的自我创生、自我发展的道路。惟有回到实践，回归生活世界，才能真正返回主体，克服主客二元对立、以及本质主义和预设主义的思维模式，实现自由的科学和人的解放的汇合。 参考文献： [1] [11]R.G.A.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An image of science for a changing worl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 [2]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31 [3] [9] [法]埃德加·莫兰. 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122 [4] [5] [英]F.A.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6，8 [6]史蒂文·塞德曼. 后现代转向[C].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引言-11 [7] [31] [美]桑德拉·哈丁. 科学的文化多元性[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229，中译本序-1 [8][17] [18]Stathis Psillos. Scientific Realism:How science tracks truth[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introduction-xvii，introduction-xviii，introduction-xviii [10] Ullica Segerstråle. Beyond the Science Wars: The Missing Discourse about Science and Society[C].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 Press, 2000. 12，Preface-x [12] Noretta Koertge. "New Age" Philosophies of Science: Constructivism,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J],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0 ( 51 ), p682 [13] [32] [33] [35][英]约翰·齐曼. 真科学[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前言，287，288，357 [14] Jay A. Labinger and Harry Collins. The One Culture? : a conversation about science[C].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5 [15]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918－919 [16]周超、朱志方. 逻辑、历史与社会：科学合理性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61 [19]郭贵春. 科学实在论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序言-5 [20] Nelson, A. How could facts be socially constructed?[J].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4 (25). 537 [21] [22] [23] [24] André Kukla.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32，19，9，9 [25] [英]大卫·布鲁尔. 知识与社会意象[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中文版作者前言-2 [26] [奥]卡林·诺尔－塞蒂纳. 制造知识[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序言-4 [27] Latour, N and Woolgar, S.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2nd ed.)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180 [28] A.Picking(eds.).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 Chicago and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2 [29]Joseph Rouse. What are 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J]. Configurations.1992（1）.57-94 [30] [美]约瑟夫·劳斯. 知识与权利——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18 [34] Keith M.Ashman and Philip S.Baringer. After the Science Wars[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