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0日下午，上海大学社科学院邀请到美籍哲学符号学专家、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文明中心特约研究员李幼蒸教授在B401作了一场关于“哲学符号学研究现状”的精彩报告。会议由哲学系沈海燕副教授主持，社科学院杨庆峰、周丽昀、张亚月、朱承、刘小涛、彭立群等老师出席了本次报告会。讲座还吸引了社科学院、影视学院、美术学院、社会学和考古学系等各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参与，现场座无虚席。

李幼蒸教授首先介绍了符号学的发展历史。符号学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古希腊、中国的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皮尔士和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使其成为现代学科，直到二战以后符号学在法国和美国才获得真正的发展。西方人把符号学看成是研究sign的学科，也可看成是人在表达思想时所用的记号系统，涉及意义的生产和传达。与传统哲学思想史很一致的方面在于涉及认识论中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这是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中世纪哲学一直都很关心的问题。一般来说，符号学作为“普遍语义学”定义，“普遍”意味着涉及人类一切领域，比哲学更加普遍，研究记号系统的意义及意义的表达。

随后，李教授阐释了符号学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它为各学科结构和功能以及彼此相互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以考古学为例，考古学研究古代的器物，探究古代文字的意义，就需要采用新的方法。符号学已经广泛应用在国外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并且出现了跨学科的发展趋势，甚至可以说在文艺界等领域的研究中，符号学是第一学。而在我国国内，虽然20多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符号学，但沟通不够，仅限于自己的话语圈子。李教授认为由于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学科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很明确，这些学科中的符号问题应由这些学科自己去研究，无需专门的符号学，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之类的学科也比较接近自然科学，但文史哲的理论研究还是有待深入和贯通的，必须把各个学科加以综合，实现人文科学的理论化。

 

在谈到哲学和符号学的关系时，李教授指出符号学的发展一直受到传统科学的控制，尤其是哲学理论架构和哲学中心论的影响，使原本鲜活的理论被迫纳入僵化的体系中，不能对多样化的世界进行深刻的解释。但人文学科面临的并不是终结问题，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理论经验只有脱离传统哲学的框架、摆脱哲学中心主义的束缚才能真正的获得发展。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中广泛运用符号学的方法，但由于他们的知识总结是在西方范围内进行的，语史学、文化教养层面上的通识教育，没有深入中国的文化教育语境，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先天知识不足，使西方的中国文史哲研究难以提升到现代化层次。反之，中国学者过去20年来对现代西方文史哲理论的了解日益深入，加上在掌握本国文史哲知识上具有的先天优势，使得中国有能力开发古代思想丰富的“矿藏”，也有义务处理中西方学术关系问题，所以今后中国符号学的任务是双向的：促进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现代化和促进中外人文理论交流,并继而丰富世界人文科学的理论构成。

 

最后，李教授着重探讨了文艺理论尤其是影视学和符号学的关系问题。李教授认为索绪尔把记号一分为二，把一个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能指与所指之间构成一种“对等”的关系，这样造成了看到的东西和被表达的意思的分离，例如，当我们说“杯子”，发出的声音要内在的对应一个字符，而这个字符受到整个语言结构影响和制约，对其意义有所确定，因而值得反思的是：任何一个文字符号到底代表什么意义？这一点李教授认为需要向顾颉刚先生学习，通过检讨古人的文本，辨识真伪，带着问题去分析和区分，向罗兰·巴尔特那样用符号学分析文化现象，揭示隐匿于符号、话语、文本中的支配力量，这也是符号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李教授还进一步剖析了“能指”和“所指”的分界对影视界的巨大影响。电影作为综合艺术，每种媒介都有自己传达意义的方式，影视文本也是意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借助符号学研究电影视听文本的生产过程：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涉及到摄影机镜头制作出来的效果、胶片的物理作用和化学作用等；在商业行为中，涉及到一个团队和经济背景的结合。电影制作人需要一套机制达到一个固定的电影效果，这样的机制就是一套系统化的符号体系。六七十年代是西方电影符号学最发达的时期，现在中心转移到美国后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但在理论思维和应用上明显不如欧洲。九十年代中西两大阵营解体以后，西方文化面临巨大的转折。西方以前左派很兴盛，整个电影理论界包括罗兰·巴尔特都属于文化左翼的，都对资本主义商业化和金钱主义不满而进行批判，但在过去20年中，以左翼为代表的势头减弱很多，一方面与冷战对人文理论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近些年人文科学内在的发展也有关系。六十年代结构主义代表横向贯通的势头，到了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但这不意味着结构主义“过时了”，中国学术界仍需要借助结构主义符号学结合中国自己的文化理论进行融合贯通。用西方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是很有效的，例如，戏曲是综合性的文学表现，对它的研究就需要很多的研究工具，可以把符号学作为跨文化沟通的方法论。此外，现象学与符号学一样是新的事物，涉及到西方的多个领域，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必须深入研究现象学运动。

 

在互动环节中，李教授就在场师生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予以解答，并展开了跨学科的讨论，气氛融洽热烈。报告结束后，沈海燕老师作了简短的总结。李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精彩的讲解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整个学术报告历时两个多小时，内容丰富多彩，让师生门了解到了符号学的前沿动态。（赵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