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4日，社科学院哲学系举办了一场题为“民族国家与文化国家——儒学与现时代的中国政治文化”的学术沙龙，此次沙龙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陈赟博士主讲，社科学院哲学系教师吴德勤、沈海燕、尹岩、彭学农、刘友古、周丽昀、杨庆峰、张艳芬以及部分研究生同学参与了讨论。讨论会由朱承主持。

陈赟在主题发言中认为，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为“中国问题”这一“大事姻缘”所困扰，与此独特的问题相关联的是“中国思想”与“中国道路”。他认为，时下所通行的“中国特色”相关联的并不即是“中国道路”，而是一条在中国发现的普遍道路，“中国特色”的表述本身，意味着一种姿态或立场，但这一姿态或立场，并不与表述这一姿态或立场的主体相一致。

为什么走在一条自身道路上的中国不能真正地理解并表述自身呢？陈赟认为，对于中国而言，这就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思想”的分离。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政治的实存，“中国道路”在未能被表述与思想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它仍然在过程中，并且难以被思想所测度。换句话说，没有思想的参与，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并不能真正地表述自身。中国的政治成熟与文化成熟，必然同时伴随着中国思想的成熟。换句话说，中国道路需要中国思想的辅助来催生其自身的成熟。而在今日思考中国问题、中国道路，完善中国之际，儒家思想在当代状况下的自身扩展与在上述问题中的灵活运用仍然是最为首要的实事之一。

从上述问题出发，陈赟对一百年来的中国政治文化（诸如五四运动、革命文化、延安道路、共产主义等）进行了梳理和解读，认为仅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理解中国发展的道路是不够的。他指出，近代主权性的民族国家在中国的诞生，是历史综合之势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中国文化的必然发展；主权性的民族国家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却不能作为现代中国完成自身、走向成熟状态的终点。他认为，应该引入儒家的天下思想来理解中国未来的道路，也就是他所谓的“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回归天下，从而在新时代扩展中国的内涵，使之从主权型态的外向性概念转化为一个同时具有内外双重涵义的概念”。

在发言的最后，陈赟提出，文化国家才是中国人的存在归属的依托所在，必须上升到文化国家的层面去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

在随后的自由讨论环节，沈海燕老师对文化中国以及在文化层面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提法表示了赞同，但对陈赟博士对于五四运动的解释提出了质疑。吴德勤老师从当前中国同他国的贸易问题入手，提出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实现经济上的文化效应或者说如何使得中国固有的优秀民族文化效应落实的经济生活中去的问题。刘友古老师围绕讲演的核心命题——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能否把中国带到文化国家——和陈赟博士进行了辩难。周丽昀老师就如何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维护文化的本土性以及如何认清传统文化的两面性与陈赟博士展开了讨论，同时她提出文化的落实最终必须回到具体的生活场景中才具有生命力，要从历史传统中挖掘并培植独特的中国文化符号。杨庆峰老师提出，应该从原始技术层面上来关注儒家传统的承续问题，同时他还就文化中国与世界主义的关系问题同陈赟博士进行了交流。彭学农老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经典理论出发，对陈赟博士讲演中提到的共产主义政治文化做了有益补充，并紧扣“天下理论”的输出问题和儒家礼乐可否成为世界礼乐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尹岩老师认为，其实目前中国的文化现象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特色，因此以现代中国的文化来影响世界基本上是困难的。张艳芬老师则提出怎样理解民族国家，比如，就西方而言，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在社会与国家分离的意义上讲的，而当前的中国在市民社会、道德实践主体以及法权人格方面是并不成熟和完善的。到场的研究生也就陈赟博士和哲学系各位老师的观点谈了各自的认识。

（朱 承）